2月28日，最高法发布多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。其中的一起案例显示：赵某（男）与孙某已办理结婚登记并给付彩礼8.6万元，后赵某提起离婚诉讼，以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为由，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、孙某返还全部彩礼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发现，孙某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多次“闪婚”、均接收较高数额彩礼、婚姻存续时间均较短，更重要的是，历次离婚诉讼中男方对于婚后双方无夫妻之实、孙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活状态等描述基本一致，结合孙某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维系婚姻作出相应努力，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孙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，判令解除婚姻关系，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.6万元。（据央视新闻微博）
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，孙某的“职业婚恋”已形成固定模式：通过中介牵线锁定目标、快速缔结婚约、制造分居事实、最终协议离婚。这种产业化运作暴露出农村婚介市场的监管漏洞。司法机关的刚性判决犹如一剂清醒剂，既对何为“借婚姻索取财物”进行了司法解释，又表明了坚决打击婚骗行为、否定利用婚姻获取财物的态度，还对组织化婚骗形成震慑，维护了婚姻制度的严肃性。
同时，当法院判决书揭开这出“婚姻连续剧”的真相时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法律对婚骗行为的精准打击，更是对当前社会婚恋异化现象的深度警示。
透过以婚姻牟取利益的现象看清问题的本质，高价彩礼问题依然不能被忽视。在某些地区，尤其是农村地区，结婚所需的彩礼金额逐年攀升，已经远超许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婚姻被部分人视为一种“致富捷径”。数据显示，全国彩礼纠纷案件在2020至2023年间，年均增长17.8%，其中七成涉及10万元以上金额。在甘肃某县，26.8万的“标准彩礼”甚至催生出“贷婚”业务，专门为凑不够钱的男方家庭发放高利贷。当“嫁女儿”变成“卖女儿”，婚姻关系自然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交易。
近年来，对于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，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诸多治理政策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想要破解困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并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惩处力度；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，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，倡导简约婚礼、文明婚俗，抵制高价彩礼和过度消费；再一方面，可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，加强对婚介市场的监管，及时发现和打击非法婚介活动，减少婚骗行为的发生。只有法律规制、道德约束、技术赋能形成合力，整个社会才能共同构筑起健康文明的婚恋新生态。
当最高法的法槌落下，我们不仅期待看到更多“孙某”退还彩礼，更期盼整个社会能破除“婚姻经济学”的迷思，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质，让“执子之手”不再非要“千金为聘”。（评论员 王茜）
